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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的藍綠立委總質詢時有問錯官員的、有矯正官員發音的、有公布私下談話錄音的、也有公開讀選民感謝信的。看到這些報導，一般的初步反應是感歎立委又再作秀、不務正業。但是換一個角度看，國家的政務紛雜，這次會期新科立委剛忙完選舉，還沒機會聘請助理、用功準備，又背著社會的高度期待的壓力，上任後第一件事卻是媒體拭目以待的總質詢，不出狀況是奇蹟。毫無疑問的，這些出狀況的立委會檢討自己。但更重要的問題是：這些有志為公服務、求好心切的立委們，為何會出狀況？
台灣憲法賦予立委質詢權主要是針對政府的施政方針、公共政策及大眾關切的議題，讓立委透過「詢問」的方式，來了解國家的需要，辯論政策，然後調整或制定公共政策。但是立法院行使的各項職權，除質詢權由立委員個人行使外其餘均須經過院會為最終之議決，立委就自然而然的利用媒體注意的總質詢爭取曝光的機會，提高知名度，也藉此對選民有所交 代，爭取連任的機會。
現行的總質詢為了避免政府官員「問東答西」、「答非所問」、「避重就輕」，採用「即問即答」的方式。在一來一往之詢答過程中，政府官員確實很難矇混過關，但容易爆出火花。而且大部分立委沒事先給議題，官員必須猜題。在質詢議題本身及過程中，立委們為了媒體曝光常只猛搶鏡頭故意火花四射花招百出，卻不用功，經常使質詢內容流於瑣碎，甚至荒腔走板。議場成為馬路邊的賣攤。對了解國家需要、辯論政策及形成共識毫無助益。導致立法院的形象每況愈下，被視為國家的亂源。
但是立委們並不是不知道如何「質詢」。立委們在委員會的質詢，其表現與效率一般的評論認為缺失不大。針對作秀的弊病，立院首先必須改進總質詢的方式。台灣的學者對此已有不少的建議。例如：縮短院會總質詢時程；適當管制媒體採訪質詢；質詢問題必須兩天前提出或先進行書面質詢，如果對書面答覆不滿意再進行口頭質詢與答覆；將總質詢限於政策的說明與辯論，且由黨團代表質詢，等等。
但是良法美制若由素質低的人來運用，仍然無法發揮良好的效果。一位善於作秀的前民意代表就很坦白地對筆者說，他學識能力都不夠，不作秀拿不到票。所以要提高台灣的立法效率，必須先提高立委本身的素質。要達到這目的方法之一是，以立委開支透明化來使以「利」為己任的立委改變成良委或知難而退，同時降低其他立委「迷路」的誘因。
以國會助理為例。國家的政務紛雜，每項政策都涉及專業領域，立委問政要能深入核心，絕非易事。有足夠專業熟悉各領域政策法案，並且充滿熱情的國會幕僚，是立委問政品質的關鍵。也因此公費助理的名額從1985年的一名增加到現在的八到十四名。但許多立委卻聘任自己的親友或司機為其助理，甚至還有掛人頭的領錢助理及企業包養的助理。換言之，助理費最後還是進了立委的口袋。而且這只是冰山的一角。
立委薪資比照部長待遇，名目薪水及年終獎金每年超過兩百四十萬元。還有許多額外的「補助」，如助理公費；助理加班費；助理年終獎金；國會外交費；國外考察旅費；另外還有文具費、電話費、汽油費、餐費、健康檢查費、實報實銷的交通費、研究室租金補助、高速公路通行費以及立法研究補助等，名目之多令人瞠目結舌。國庫一年要支付每位立委近約九百萬元。一年九百萬元很多，認真的立委雖是不夠用，但是台灣大多都認為：大部分的立委把這些補助金當作變相的津貼；只有少數的立委會按照補助的目的用錢，或只用真實的收據或文件報銷，不公款入私囊。
這點，美國國會的制度可做台灣的借鏡。美國國會每個議員每年都有辦公費預算。議員可以靈活運用預算，但必須遵守很詳盡的國會內規的規定。每筆支出都必須與議員的職務有直接關係，不得私用或做競選費用。也不得僱用近親。每年剩餘的預算可以挪到次兩年用。再有剩餘的就回歸國庫。此外，所有的詳細帳目，包括助理與員工的姓名與薪水，都必須向國會申報，由國會每季公布，任何人都可上網查看。
立委開支透明化，是選民監督立委是否認認真問政、是否浪費公帑或公款私用的重要工具。從立委如何使用辦公費，可以評估立委是否認真問政，看出立委問政的重點。公眾的檢視讓立委的「圖利」難以遁形。進而棄莠存良，提高立委素質，並帶動立院與縣市議會的進步。
台灣社會對這屆立委的期待很高。雖然有新科立委出狀況，這些狀況主要源於立院運作的既存弊病。作秀與公款私用只是其中之二。非國民黨的立委首次拿到立院的絕大多數，深盼立委們能堅守理想抱負及對選民的承諾，摒棄「權」與「利」的誘惑，及早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，改變立院體質，提高立法效率，才能不負眾望。
